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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0日星期一

Alternative Eyes ·香港電影·一個八零后的小孩(代发刊语)



BY NICHOLE

一個月的時間,我們從有意創立Alternative Eyes,到今天將第一期的文章整合完畢。這真是一個感人的過程。msn production的中途擱置讓我們意識到用鏡頭説話是多麽不容易的事,想法太多,技術限制,於是明白,再爛的電影,也應該用尊重的目光給予批評。退回我們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内,若不能用影像,便可用文字。所以有了映像(alternative eyes)。

在這籌備的一個月裏,每個人心裏都有著進退起伏的掙扎。你以爲你做的很有創意,卻看到更爲專業和成熟的一份份電子雜誌。你以爲你的筆頭很嫺熟,到下手之時才發現自己過往的想法太幼稚和自我。你以爲這同寫私人blog分別不大,但要吸引別人作爲讀者卻更要求一份理性和揣摩。

而我個人在這個過程中的感悟便是,我們需要放平心態。我們不是做雜誌,我們只是一個聯名部落格。我們愛電影,我們只是爲了交流,積聚,還有自我磨煉。

這一個月有過s的短暫消失,還有我病奄奄的掉隊。幸虧M極有責任感的堅持,作爲創刊負責人的不懈催促,還有在某兩位導演仙逝時及時的獻稿。傳説中的美術指導Bunny為我們設計了logo和cover。圖片由法籍獅子人提供,上面這張圖讓我們三個一眼中意。我的理由是它似極法國版的東邪西毒海報(冷)。文字方面,除了我們自己的一些稿子,還有一些優秀的特約撰稿人也慷慨捐助。Eric的杜琪峰,靜遠的陳可辛,S友人的十年一戯,Jason頗具學術風範的queer cinema。有趣的是,熱愛香港電影的人鮮有不關注王家衛的,而我們中間大部分又都是愛極他,只是沒有一個人寫。也許是怕掉入陳詞濫調的坑,自覺不是潘囯靈便也羞于談王家衛?於是我們想到了HKU某lecturer關於王家衛的一篇著名撰稿,在二十一世紀的網絡版上已經登出,也有無數的blogger進行了轉載,雖然未經作者同意,不過相信冷漠的dr.y是不會介意的吧。

希望過了假期,諸多不在狀態的寫手可以儘快復蘇腦動力,成爲我們的撰稿人。
第一期做香港電影,一是應景于香港回歸是周年,二來也算了卻我個人對香港電影深厚的感情。儅很多人問我喜歡什麽電影的時候,第一個從腦中跳出來的竟是諸多港產片。我對香港的認識,10%來自家人,20%來自香港流行音樂,30%來自香港電視劇,40%便來自香港電影。沒錯,香港電影對我而言始終是電影的啓蒙。

小時候每年要看的香港賀嵗喜劇片,一群明星,大大小小,熱熱鬧鬧。一部家有喜事可以成爲假期后整個班級的熱話。意不意外,開不開心,周星馳張曼玉,張囯榮毛舜君。開始認識周星馳,逃學威龍,唐伯虎點秋香,國產淩淩漆,食神,大内密探,喜劇之王,儘管嫌他不夠精致,儘管覺得有點俗氣,但只要看過五分鐘,卻必定忍俊不禁。沙龍的老闆放着周星馳,一個人笑到抽筋,不斷地提醒你,你怎麽不笑啊,這樣憋着要生病的。你知道,那些老了掉牙的橋段已經不再發光,我們長大,老周開始做導演,地球運行到了新的次元空間,但有誰可以抹殺一度的輝煌璀璨。

小時候喜歡看古惑仔。直到今日依然有同齡人會這麽問起:香港真的有這麽多古或仔麽?坐在電視機前,對一些粗口半生不熟,卻被黑幫兄弟情誼深深感動。於是想,做死黨便要做成如陳浩南同山雞那般。條子總扯上廉政公署,義膽俠情必是出現在社團手足閒。黑幫警匪片從小看到大,無間道讓人驚艷,黑社會卻走上了迂回。發現有的東西還需純真年代觸碰,黃金歲月的電影,還有青蔥歲月的自己。後來鄭伊健成了華英雄,白髮飄飄只會裝蒜,陳小春成了穿着肥tee肥褲的街頭中年。一首友情歲月燒在了那特定的日曆上,再度翻唱,僅是致敬。

打打殺殺還有功夫片和武俠片。一直不喜歡成龍,覺得那個大鼻子猶如梁朝偉的眼神一樣太過邪惡。小時候瘋狂喜歡李連傑的電影,精武門和冒險王,明信片壓在玻璃下,一放就是幾年。看看黃飛鴻,看看方世玉,覺得行走江湖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小時候還喜歡鬼片,叫得稀里嘩啦抱着枕頭公仔也要看完的那種。日本鬼片太過陰森,看完一部有一個月不能獨自去洗手間。香港那時的鬼片卻是不同,充其量是打打馬吊多出來一只手,結果就在王晶肥嘟嘟的臉部特寫上噴了飯。看看再老些的電影,撞到正,胭脂扣,倩女幽魂,原來鬼片還能這麽拍,原來鬼片不單單是鏡子裏奪了個人或者樓梯上多了個影子。後來的香港鬼片開始變得“日韓化”,内地審查制度爲了推崇無神無鬼論,硬生生地把結局變得唯物主義。一出鬼戯,嚇得半死,到頭來卻不知所云。林嘉欣成了出了名的“鬼妹”,漂漂亮亮的臉蛋總帶着怪物的陰影。有個香港人說,現在的點心真是沒法吃,看看叉燒包麽想到八仙飯店,包子又是新龍門客棧,餃子麽來了個三更。。。全民瘦身。

後來人大了,就不再糾結打打殺殺風風火火。

喜歡張囯榮。幾乎看了每一部電影。甚至有第一部被某吳姓電影人騙去拍攝的III級片,唯一的收穫是知道了賈寶玉就應該長成那個樣子。看張囯榮的電影,幾乎囊括了香港電影“黃金時期”的發展歷程。有過青春勵志片喝彩鼓手畢業生,有過古裝武俠電影楊過小龍女東邪西毒東成西就,有過搞笑賀嵗片大富之家金玉滿堂大三元,有過警匪動作片英雄本色藍江傳,有過愛情小品金枝玉葉戀戰沖繩,有過文藝電影春光乍泄阿飛正傳胭脂扣霸王別姬,有過愛國民族電影紅色戀人,有過公益電影流星雨,有過魑魅魍魎異度空間。

感動于新浪潮的兩代人。許鞍華譚家明徐克方育平,王家衛關錦鵬嚴浩張之亮。電影可以這麽拍,奇芭可以這麽開。

多得David Bordwell那一句盡皆過火,盡是癲狂,最大程度上理清了那種朦朧的眷戀。日本電影好,韓國電影好,美國電影好,歐洲電影好,卻都無法替代香港電影之于我的重要性。在那個中國電影還處在秋菊的年代裏,在那個錄像帶裏盡是好萊塢超車槍戰爆炸外加繁體字幕(類似米高傑克遜之類。。。儘管MJ並沒有出現在那些電影裏)的年代裏,是香港電影填補了空白,並填的滿滿當當。

最後簡單闡述我對當下香港電影的一個看法。去年年產51部電影,有人都說香港電影快死了,臺灣電影的屍體躺在那裏做標本呢。也有人說香港電影邁上了精英化,重質不重量的道路。有人說香港電影公認的黃金期已經過去,並一去不再返。也有人說,真正的黃金期根本不是八十年代中后至九十年代中,而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新力量衝擊。更有人說,北靠神州,百年機遇。而我個人覺得,香港電影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型探索期,萬般皆有可能。只是拍電影的和看電影的,都要記住切忌比較,過往不賴,卻畢竟是隔着塵埃玻璃的過往,觸不到也回不去。打開思路尋找新的定位才是當務之急。只手遮天已是不可能,分一杯羹卻綽綽有餘,切勿妄自菲薄。

2007年8月18日星期六

以"合"為貴----合拍片,合出香港電影新氣象

By Nichole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香港電影曾一度以其多產及多元稱霸一方,無疑是華語電影界,甚至是亞洲電影界的一枝獨秀。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全盛時期資金寬裕所縱容的粗製濫造而埋下的禍根開始隱隱作患,金融危機和百年回歸所引發的身份危機又擾亂民心,日韓等國家地區的娛樂文化產業迅速崛起,都很大程度地動搖了香港電影工業那曾經獨一無二的地位。2006年,香港電影年產量降至八十年來最低,僅有51部。岌岌可危,不少人開始擔憂香港電影正如臺灣電影一般漸漸死去;但也有人認爲香港電影工業正在邁入一個精英化模式,量的減少換來的是質的精煉。個人以爲,香港電影正處於一個新的探索期,回歸十年,香港的政治文化經濟身份地位都逐漸步入成熟,而電影,就同這座城一樣,需要為自己的新身份尋找新的前途。


其中,合拍電影必定是一條光明之路,也是香港電影正在嘗試、並且大有潛力可挖的發展方向。合拍片是指在電影資金或製作人員上由多地合作生産的電影,不僅在融資上帶來更大的便利和靈活性,更可取長補短、集聚各地優秀的人力和技術,而票房號召力也可在多地盡可能擴大,實為一舉多得。如果說從市場來看,香港電影有四扇大門,即香港本地、中國内地、泛亞洲地區和歐美地區,那麽從合拍片的現實來看,對香港電影最實際也最能令其施展拳腳的合作夥伴就非中國内地和泛亞洲地區莫數了。


“背靠中國,面向世界”,中國大陸無疑成爲回歸後的香港最強有力的後盾,電影方面亦不例外。輿内地合拍的香港電影,從1997年總年產量186部中的25部,至2006年年產量51部中有38部是合拍片,而十年中的合拍片纍計總數接近200部。香港電影開始越來越注重輿内地的合作,而“北倚神州”對香港電影而言也是受益良多。第一,内地市場之大將會是票房的有力保障。第二,香港電影作爲華語電影先鋒的代表,畢竟是内地觀衆在影像文化上的啓蒙。儘管香港與内地百年分離所導致的文化觀念上的差異再所難免,但終究也都是炎黃子孫,上下千年的文化根基一脈相承。第三,2003年CEPA(《内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出臺,實行符合規定的香港内地合拍片可作爲國產片在内地發行。其一,内地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二,影片情節和主要人物須與内地有關。在每年只有五十部進口限額的内地電影市場,香港電影便無需再與西片爭搶機會。另外,今年七月國家廣電總局批准廣東省可主動推薦、選擇引進港產粵語片在省内播放,一方面數量上不受配額限制,另一方面上映速度也更快、内容更新,語言方面還更適應粵語地區觀衆的文化習慣。這種種都成爲了香港電影進軍地内市場最大的推動力。但不可否認,香港電影在打開内地市場這扇大門時,也遭遇了種種挫折。例如,CEPA雖為合拍片提供了優先權,但諸多電影也因爲不符内地審查的政治要求而不得不削足適履,其中以黑幫片和鬼片的情節刪改最爲嚴重突出。再如,内地音像市場的盜版問題,以及電影與音像製品的同步發行也深深困擾了預期上映的港產電影。


其實早在97回歸之前,香港内地的合拍片也已經有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比如黃飛鴻系列、新龍門客棧,東方不敗,等等。但那時的合作理由多是爲了借助内地獨有的自然資源以及廉價勞動力,題材和關注角度也鮮能體現出“合作精神”。可喜的是,回望九七后的諸多合拍片,香港的電影製作人將視角拓展到了關注中國人,而非僅僅是中國香港人。例如,關錦鵬的電影長恨歌改編自内地著名作家王安憶的小説長恨歌,記錄了一個上海女人在時代變遷下的個人際遇;陳可辛的如果·愛,通過戯中戯的敍事方式,講述了一群電影人的情感經歷,為空白了幾十年的華語歌舞類型片填補了空白;許鞍華的姨媽的后現代生活,通過一個回滬知青的晚年生活,反映了被飛速發展的城市所遺棄的小人物的無奈和無力。電影人逐漸認識到文化共通的本質和溝通的必要性,並在揣摩兩地觀衆心理這一大課題上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香港曾經是亞洲地區不可替代的流行文化發源地,而今日韓作爲後起之秀,從音樂到電影、從偶像到娛樂業運行機制,都令香港失去了當年叱詫風雲的號召力。香港的流行文化是否從此以後再無翻身之日?香港電影是否已經遙遙落後于韓國電影?這一切的答案都取決於當下的香港電影如何對日益變動的亞洲文化格局進行反應。2006年的釜山電影節上,亞洲製片人網絡(Asian Producers Network)正式成立,從此為亞洲合作製片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凝聚亞洲地區的優秀創作力,從而提升亞洲電影的國際競爭力,有效並健康地對抗好萊塢電影在亞洲市場的霸權局勢。合作共進,同樣應該是香港電影在亞洲範圍内的新方向。首先,合作可以使各國在電影製作上做到取長補短。香港電影向來以成熟的運作和大膽的嘗試著稱,但也有粗製濫造和唯利是圖惡疾纏身,而韓國電影製作的嚴謹及細緻恰恰可以彌補香港電影這方面的短處。其次,各國明星效應的積聚,可能不僅是號召力的相加,而是成倍效應。周全考慮到各地演員的人氣號召力,可以使電影在各地上映時的票房都得到有力保障。再者,合拍片在資金的籌措上具有一定的優勢,並且可由多方共同承擔風險。近年亞洲合拍片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劉偉強的雛菊,既是頗具典型韓國氣質的愛情小品,亦融合了不少劉氏警匪片元素。張之亮的墨攻,一方面是完全依靠亞洲力量(中國内地30%、中國香港20%、日本35%及韓國15%)而完成的資金籌措,另一方面也集合了各地的票房保障,如香港的劉德華,臺灣的吳奇隆,内地的王志文,韓國的安聖基等等,成爲亞洲合拍電影的成功典範。


以“合”為貴,合拍片或許可以使香港電影“起死回生”,但這似乎也是一條荊棘之路。一些人拒絕承認功夫是香港電影,一些人質疑父子究竟有多少“港性”。合拍片,是合出更多火花,還是中和了香港電影獨特的個性?


或許如儸卡所說,何必如此拘泥,真正熱愛電影的人只是期待優秀的電影。但畢竟,一直愛着香港電影的人們,終究不忍見其稜角全無吧。香港電影只手遮天的歲月可能已經一去不復返,但作爲一支獨秀、芳香萬世,卻不是沒有可能。只是在香港電影探究自身出路的同時,看電影的人也需以嶄新的角度和開闊的胸襟面對和期待。

WKW

旅途勞頓,險象環生+Handover in Johnnie To’s PTU

BY SOLO


最近重新翻閱了七月份的《電影世界》,裏面有句話很對,香港人對香港電影的分析總是與這座城,密切相關,而從技術層面對其進行分析的文章很少。我們不是香港人,不可能複製他們的眼光與思想;無論逗留多久,都是註定的外來者。而香港電影之於我們,更是一個他族的文化現象。

談及香港的文化,在到達此地的初期,我對它總是很抗拒的。拒絕被同化,不想成為泡沫劇中那種冥冥中被註定又無力掙扎的角色。殊不知,我只是在看到了文化的表像的時候就對其反感,禁錮住自己不去深究這所謂 “無根”的文化生成的緣由。以至於,在最初接觸到HANDOVER一詞時,我並不以為然它對於這座城的人而言有多麼歷史性轉折性的意義。

某次讀到Tony Williams分析徐克的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系列,說它講述的就是一個香港人身份尋找的事宜。他將這個系列的第六集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 and America與成龍的Who Am I一併進行了分析。兩位主人公都是在意外受傷後失憶,對於失憶後的生活不能完全接受,總是力求尋回以前的記憶,終於歷經辛苦他們成功地找回了記憶。

讀到此處,我不覺假設自己是逃往香港的一個內陸人。我有一個屬於PRC的記憶,一個被光輝的民族奮鬥史籠罩的中華民族的記憶,但當我離開後來到了香港,社會制度背景轉變了,我的身份也自然轉換了,而這兩種制度在意識形態上是互補不相容的,並且我也隨帶被打上了被殖民者的烙印。對於過去是保留還是遺忘,keep nostalgic or amnesic?慢慢地,根似過去已盡遙遠,而現世的繁榮讓人低頭向前。香港和港人總在尋找屬於香港人的一個集體記憶,用什麼定義香港定義香港人?回歸之前,他們無法說自己是英國人,因為作為殖民地的居民他們不能完全擁有與英國公民同等的權利;他們也無法說自己是中國人,因為當時中國對於這座城是無能為力的。這個haunting了港人幾十年前的問題,隨著1997的臨近再一次被強調。一面是1989的那個並不遙遠的記憶還透著血腥味,一面是長期享受到資本主義殖民地這個尷尬身份所帶來的相對富裕的生活,也許香港人對於到底生活在誰的統治下已失去了強烈的意識,也許他們看重的不是who而是what。但當handover到來時,他們被強化了who的概念,被提醒混亂的過去,且被承諾一個無法預知的未來。又一次,他們面臨著一個身份與意識形態的轉變。於是,所有的人又開始了選擇,nostalgia or amnesia。不少的人選擇了migration。難怪有一次一個加拿大的朋友說,在TORONTO的華人幾乎都是香港人。

記憶是可以選擇的,丟失與尋回,放棄或保留。但身份是無從選擇的,被給予,剝奪或是改變,似乎這座城就如海上浮木一般“忘卻來時路,不知歸途”。

97後,香港螢幕上湧現了許多探討香港面對handover的電影:《去年煙花特別多》,《甜蜜蜜》,《Who Am I》等等。

杜琪峰的PTU就是一個討論香港身份遺失的作品。影片圍繞肥沙尋槍以及PTU幫助肥沙尋槍而展開,故事發生在子夜交替之時。一個非典型警察肥沙在下個月就要升職的情況下丟失了警槍。警槍是一個警察的身份的證明物,丟失了警槍,就如一個城市丟失了身份。於是為了保住肥沙的promotion,又出於兄弟之間那份情誼,PTU隊長Lo答應幫助肥沙在換班之前尋回槍。諷刺的是,當肥沙不惜與黑幫合作為的就是給自己的警察身份找回個物證時,他卻與一個gangster無意中交換了身份:他誤拿了馬尾的手機,被電話的另一方誤認為時馬尾;同時也給調查馬尾謀殺案的警官Madam Zhang提供了懷疑他的線索。一次誤拿電話出賣了肥沙的身份,而那把比名譽還重要的槍仍舊不知所蹤。當然,更諷刺的是肥沙如何找回了那把槍。在片尾那場staged似的混亂火拼中,肥沙被避退到原來丟槍的那條小巷,眼看對手舉著槍就要出現了,他一頭撲進了垃圾堆。只聽一聲槍響,一個人的腦門心紅色的一點還在冒煙,而跪在地的肥沙卻傻笑了。原來他在那堆垃圾裏摸到了自己原以為是被小混混偷走的警槍。所有的曲折,饒了一圈都回到了原點!肥沙的身份不再受到質疑,所有的警察都同意編造一個故事來掩蓋這一夜的事實:警察的丟槍與失職以及一場因警察而起的槍戰。一夜風波之後世界仍然透顯著太平,升值的還是靜候著升值。

其實在杜琪峰的銀河映像造就的警匪電影中,警察總是有種schizophrenia的趨向。首先是《暗花》裏梁朝偉塑造的那個“只要給我錢就行”的警察。他是一個遊弋在黑白之間的棋子。殘忍,狂妄,自負,最後又拜倒在命運之下。劉青雲在牢裏對著他一言不發的玩著一個橡皮球的情景也就是在告訴他:不是你被偶然選擇,而是你註定了無從選擇。接著是《暗戰》裏劉青雲與劉德華那種發生在兵與賊之間的惺惺相惜的複雜情感。他們因為一場復仇的遊戲開始,誰是兵誰是賊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遊戲,敵人變成了戰友。再到PTU裏,肥沙這個狼狽的警察丟失身份,又與匪徒交換身份,從一個警察變成了被員警懷疑的物件。儘管最後他巧合地找回了槍,掩蓋了丟失的事實,但他卻無法掩蓋這場鬧劇下身份危機這個事實。

這種種警察形象的塑造,似乎都是在映射香港這座城的曖昧身份。警察本應保證這座城的安危秩序,可現在連警察這個正義的代表都概念缺失,身份模糊,游走在正義的邊緣,那麼這座城到底又有什麼樣的身份,未來又怎樣呢?誰又能在每次轉折,選擇時給出一個承諾,說這座城由我守衛,在我的帶領之下它一定有一個美好的未來?也許,這座城的人不需要某個誰的允諾,他們需要的只是這個誰將允諾兌現的效率。

而換念想之,這樣長期的混雜本身就說明,其實對這個城市身份的疑問不需要一個確定的答案,因為這座城在如此的混雜之下依然生存著,繁榮著。

這就是屬於香港獨特的生存之道。

PS:仅为一个旁观者看香港



Handover in Johnnie To’s PTU

Starting from a poster

The day July 1, in 1997 marks the end of a century and a half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and its return to mainland China. Years after 1997 are a period in which Hong Kong and local population alike have to adjust themselves to the new polit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 and most important to relocate their identity as a SAR of the PRC. Hong Kong cinema in the post-1997 era has witnessed a handful films which reflect various social crisis following the handover and a sense of anxiety and loss of faith towards the future experienced by the local residents.

In the post-handover Hong Kong cinema,. Johnnie To and the Milkyway Image has approached the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his typical crime/triad films, such as Too Many Ways To Be Number One (1997) The Mission(1999), Running Out of Time (2001), in which he has depicted a jeopardized male society in response to Hong Kong’s transition. There are killings, disbeliefs, life-death games in these movies. They articulated the yet-to-be-crystallized anxiety of Hong Kong people towards the 1997 event (Esther Yau 1994).

Different from To’s other crime/gangster films, like The Mission, The Election, which depict a jeopardized masculine chaotic world, PTU focuses on a cop’s identity crisis, whose frantic search for a gun embodies the same mission facing Hong Kong as a city in transition.

This poster of PTU successfully includes som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useful for decoding the film. The background figure is dressed in PTU uniform. Although occupying an overwhelming proportion of the poster, it is reduced to a black outline without a clear face, which signifies a protective paternal, masculine but rather ambiguous figure, Mike Ho (Simon Yam). The screaming man in the shadow is the main character, Lo Sa (Suet Lam) who loses his gun. During the search for the gun, he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identity crisis. Although he tries to pretend as if in normal state, his screaming in the climax reveals his paranoia and splitting identities. Below him are the only two female figures, Kate (Maggie Siu) and Madam Cheung (Ruby Wong) in the film, both of whom work in a male’s field, police system, but are excluded outside of the male world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said there is a decline of masculinity in the post-handover Hong Kong cinema, especially those films produced by Johnnie To’s Milkyway Image. Although, in PTU, there still is anxiety in the male society, the dominant patriarchic figure is reinforced judging from the evitable failure of the femininity representatives, Madam Cheung, and Kate.

Searching For Identity

One crucial change in Hong Kong’s handover is the handover in police system, from troops named as British Royal Army to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olice. They serve as an important force to keep stable situation in society. The movie begins after the handover of PTU patrol at midnight when the new crew are sitting in a police bus listening to news broadcast reporting that four Chinese men have robbed a bank and a police officer was shot dead. Some younger crew are making fun of the dead officer when Mike Ho, head of the crew, stops them and says: “Anyone wearing this uniform is one of our own.” He attempts to reinforce the sense of a hegemonic identity and unity among them, which is signified by the uniform. The remarkable change in police system is the change of their external symbol of policemen, the uniform. Here, Mike proclaims that once they’re wearing this uniform they own same identity as policemen and they are supposed to sacrifice for each other just as what he dose later for Lo Sa.

While Mike is trying to maintain a united identity for the whole crew, another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lice system, Lo Sa, a sergeant in the anti-crime division, is undergoing an identity crisis: he lost his gun when trying to attack a hgangster Ponytail’s boys. In the police system, guns are the signifiers of polices’ identities. Every cop is assigned with a particular gun with his series number registered in the system. “This cop”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and report every bullet coming out of his own gun. Thus, the gun is no longer just a tool to suppress criminals, but rather a signifier of this cop’s unique identity in the justice system. Once losing the gun, Sergeant Lo’s recognized identity is lost and his integrity is confronting a crisis of being set up into murders. As Lo is going to be promoted next month, Mike decides to cover for him and help him find the gun. Instantly, Lo himself goes on a frantic journey to recover his identity and integrity. He dashes to buy a fake gun but has to cut it short and paint it as to make it to look like the police gun as a temporary substitute for his lost identity. The first thing he is concerned about of Ponytail’s death is whether there is any gun wound on him and after knowing there isn’t, he reaches for the fake gun on his waist to reassure his successful pretension as an integrate cop.

However, just as Lo assumes his identity has been temporarily secured, it is actually being challenged again by one modern commodity: cell phones, which plays a dramatic role in shaping people’s identities. In one scene, Lo steals the ringing cell phone of Ponytail and asks: “Who are you?” Then, the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asks the same question. They keep on repeating this question and one question only without offering any answer. As Gina Marchetti analyzes the function of Tsai Qin’s “Forgotten Time” in Infernal AffairsⅡ, she points out that “The lyrics ask the key question ‘who?’ echoing the trilogy’s reoccupation with questions of identity.” (Gina, 2007) So is true with PTU that such repetition reveals the key question is how to relocate one’s identity once lost or facing a change. A cop and a crook are speaking on the phone, both of whom are eager to find out each other’s identity, but don’t actually give a thought of who he is himself, or rather they even don’t know who they are because their identity signifiers are lost. They try to relocate their identities by constantly consulting the other on the cell phone, but refuse to expose themselves before the other one does.

The identity question is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gain until it has become an unsolved problem and kept haunting Lo, driving him paranoid in the climaxing moment. More ironically, the identity crisis is enhanced by the fact that how readily a person’s identity as a cop or a crook can be exchanged when Lo takes Ponytail’s cell phone as his own by mistake. He constantly receives wrong call, and constantly be regarded as Ponytail. He indeed has taken on the position of a crook, and further associates with gangsters. As “people carefully craft their identities through commoditi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Gina, 2007), the uncertainty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cell phones indeed make people’s identities more flexible and fluid.

Concerning the interchange of identities of cops and crooks, who should be at two extreme opposite, Gina Marchetti describes Lau and Chan in the Infernal Affairs as “a criminal pretending to be a cop and the cop pretending to be a criminal…After 1997 and Hong Kong’s intermediate status as an SAR under PRC sovereignty, their identities become even less certain, and their missions less clear.” (Gina, 2007) Who are they? Are they the integrate cop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with stable position or rootless illegal cops in the triad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moral is confused and no longer stands in an absolute position.

Such a sense of an uncertain identity and unclear mission actually arise from the prevailing sense of loss among the Hong Kong residents at large. Even before the handover, their sentiments with both British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are ambivalent. For these Hong Kong residents, they have lived without a proper nationality, being neither Chinese nor British.

After the trauma brought by PRC’s cruel suppression of 4 June Massacre, and the 1998 Asian financial turmoil, for the Hong Kong residents, it seems the liberation from a colonized state to a SAR in China does not necessarily anticipate a certain future. Their new identity does not promise them a bright life. Even these policies, like the “no change in fifty years” and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mplemented by PRC in an effort to retain, or rather to achieve a stable situation in the post-handover Hong Kong may not answer questions like what do Hong Kong people need in order to relocate themselves? In response, the contemporary Hong Kong film expresses a local yearning for its own orientation, a search for an identity which belongs to Hong Kong itself.

Interesting, in PTU, which is produced in 2003 and set in the year 2000, Johnnie To has assigned the search-for-identity mission to Sergeant Lo,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lice system, which ironically raises a question that other than local residents, how the authority should adjust themselves to meet the challenge imposed by the handover? What’s their role in leading the city and people to relocate themselves? And To has pushed the question further in PTU by making Lo identity more flexible and fluid as Lo exchanges his identity with Ponytail through cell phones. Namely, in Hong Kong,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has been perplexed by the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in Hong Kong.

In the film, he has given special focus to modern commodities like cell phone, cars, and guns, and closely related them to the fates of the characters. Consequently, he reveals a fact that in Hong Kong, a modern city, people’s life has actually been turned into a postmodern mode. Since they have heavily relied on the modern commodity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which are ever-changing and can be easily exchanged, people’s lives have been imposed the same uncertainty and insecurity.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in a constant search for the certainty endowed by the possession of changeable modern signs is an revelation of insecurity; on the other hand, such search will be dangerous and an inevitable failure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ever-changing technology.

A Way Out

In the whole film, Lo is always trying to pretend to be an integrate cop before he could recover the certain recognized legal identity. However, in the climaxing moment of the film when the open fire begins between the gangsters and the PTU crew, he instantly screams. His attempt to mediate between the gangsters and the cops fails. He is supposed to possess one certain identity in the crucial moment, a cop or a gangster? Unfortunately, he is unable to stand for any one of the groups. The fierce battle endangers his identity pretension, and eventually forces him to outlet his inner insecurity and paranoia brought by the identity crisis.

In PTU, Lo can be seem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male world afflicted by the insecurity and fear toward the unknown future (Pang, 2002), which is in response to the social transition.

“In an interview, director Johnnie To reveals that entrapment and powerlessness are two crucial themes in the early Milkyway Image films, which reflected the gloomy economic environment Hong Kong people were experiencing in 1997 and 1998 (Johnnie To 2000). Many people felt despair about the future because of the rapid deterioration of the city’s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either their multi-million-dollar apartment turned into a negative asset overnight, or their secure job suddenly became jeopardized. (Pang, 2002)

However, it dose not necessarily speak pessimistically about the anxiety in society. He is rather trying to suggest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relocation problem by reinforcing the masculinity. He portrays a strong masculine and patriarchic figure, Mike Ho as the positive image of masculinity.

In PTU, Hong Kong can be a paranoid cop without a recognized identity, a permanent tattoo on a punk’s neck, a life-long asthma for a thief. Johnnie To has entrust Mike the mission to restore the faith and stability of the male world. For Lo, he acts as a powerful protective figure, promising to help Lo recover the gun as if to recover the city’s lost identity. As a patriarchic figure, Mike Ho constantly maneuvers to keep a stable brotherhood in the male society. In the beginning scene, he reinfor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niform and the hegemonic identity among police group; then when disagreements arose among PTU members about whether it is worthwhile to help Lo, he gently persuades them to try their best for the last since they are wearing the same uniform. Nevertheless, he can also be rather tough toward gangster.. In the game-playing station, he orders an aggressive punk to erase the tattoo on his neck; he dose the CPR to a thief, who turns out to have suffered from the “asthma” for all his life. For the punk and the thief, Mike acts as if he is forcefully exerting the patriarchic power to get rid of the previous taboo-like identity imposed by the British colonist to Hong Kong. It seems only through a strong patriarchic and masculine character who understands well of the particular rules of their own situation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male world, of the city itself can be resolved.

Compared to Mike, two female figures, Kate and Madam Zhang, are excluded from the male world. Though dressed like a man and doing man’s job, Kate is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unspoken rules based on the male brotherhood. She is rather a righteous cop but unqualified for Lo to search relief from. Madam Cheung is more aggressive and intrusive. She acts as a straightforward feminine authority intending to overthrow the male world’s rules. However, when the open fire begins, she even couldn’t manage one shoot, drops the gun and has to hide in the car, crying. The inner vulnerability and weakness of a woman overwhelms her. She will never get an answer to the Lo’s gun problem nor will get into the male world.

What Hong Kong needs may neither be the entirely righteous power nor an intrusive and aggressive suppression, which are embodies by the final failure of the only two female figures: Kate and Madam Zhang. There is no one straightforward and once-for-all solution to Hong Kong’s identity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handover owing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city itself. Concerning the shift of Hong Kong’s identity from a thriving colony to a future-uncertain SAR, what Hong Kong and local people need may be a kind of power embodied by Mike, who with a sense of being united but also knows the indigenous specialty of their particular world, just like the policy “Hong Kong people to govern Hong Kong”.

In the end of PTU, it expresses a nostalgia feeling. There are many clues in the film developing separately at the same time: four Chinese men robbing a bank, Lo’s searching for lost gun, conflict between two triad societies. However, they all end up together at the same place in the last minute’s open fire. Just before the open fire, Johnnie To intentionally moves camera along to capture a huge post at a street corner on which is Taiwan pop singer Chow Jay’s new album: “ Return To The Past”. This may not imply the director’s wish to return to the former colony control under British, but certainly a wish to regain a peaceful and stable situation after all the turbulence of handover, Asian Finance Turmoil and the SARS. In such a hope that in the end of the film, Johnnie To makes all the cops involved in the battle tell one same lie to cover the truth up, and they still remain as integrate, legal and brave police. And Lo will be successfully promoted next month. It may seem that the truth is not important. What is important is nobody and nothing gets harmed after all the changes.

Notes:

Gina, Marchtti. “Infernal Affairs- The Trilogy” Hong Kong Universit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ang, Laikwan. “Masculinity in Crisis: Films of Milkyway Image and Post-1997 Hong Kong Cinema”, Feminist Media Studies, Vol. 2, No. 3, 2002

Yau, C.M.Esther. “Introduction: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less World” At Full Speed: Hong Kong Cinema In A Borderless World,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兩世花 十年心

文/靜遠

陳可辛導演在港大訪談時說
,他的電影裏.女人總是現實.男人總是癡情.

是1996年的“甜蜜蜜”和2006年的“如果愛”麼.

ALMOST LOVE.

PERHAPS LOVE.

時間,地點,人物,什麼都變了.

又或許什麼都沒有變.

十年蹤跡.十年心.

初衷.


1986年的香港,九龍地鐵站.當轉身把渾渾噩噩的他叫醒的時候,她的清晰眉眼,可曾在他心裏留下淡淡印跡?

相識相知的時候,她是麥當勞的售貨員,是英語培訓班的兼職,是賣鄧麗君盒帶的小販,是穿梭股市彙市里的炒家,是雙手酸軟的按摩女.

為了做到香港人,她刻意避諱著廣州人的身份.

為了賺錢給自己和媽媽買房,她什麼都做.只有在面對螢幕上提款卡餘額的大筆綠色數位的時候,才會露出滿足的微笑.

她告訴他: 黎小軍同志,我來香港的目的不是為了你.你來香港的目的也不是為了我.

1995年的北京,隔著霧濛濛的麵館窗戶,她喝完了他剩下的麵湯,被他發現後機靈地溜走,那清純眼神卻讓人過目不忘.

她在三裏屯酒吧賣唱,在劇組當臨時演員,天真地相信那個形容猥瑣的美國 “導演”會把她帶去好來塢.

她在逼仄的地下室拖地的時候.總喜歡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過去的種種苦難她選擇決絕,哪怕只有一根稻草,也要抓住往上爬,然後不再回望.

就算只是一個同樣青澀的小小副導演,她也跟了.

對於她,只有導演才是有利用價值的人.因為她想當明星.

哪怕在那些人情淡漠的城市裏互相取暖過,要離開時卻未曾遲疑.世俗洗去了女人身上所有的柔軟和幻想,因為有目的,就不能留戀.

手裏的維他奶和泡面是真的,而在斗室中相濡以沫卻成為一場幻覺.

經過

李翹遇見了黑社會的豹哥.那些金表金鏈子那樣刺目,好像可以點燃心裏那對生活的微渺希望.後來跟了他,成為珠光寶氣的老闆娘,回家置房也是衣錦還鄉.是他讓她明豔照人,如願以償.

孫納遇見了慧眼識珠的聶文,那個一心要拍好電影的導演,一部一部,捧她成為鎂光燈聚焦下的明星.街頭巨大的廣告牌上,她的小臉映襯著絕世名表如傷花怒放,可遠觀而不可褻瀆的冷豔,供萬眾瞻仰.

他們只是被利用的 “貴人”麼.

為什麼他死的時候,她執意要轉過他的身子看背上為她紋的米老鼠,淒哀的又笑又哭.

為什麼在戲裏,他從高空中迎向他又放手,跌落雪地後的汩汩鮮血讓她悵然若失.

有錢,有才,就一定無情麼.

對於女人的舊情,他們洞若關火.

她最壞的時候他都見過,於是什麼都不再計較.

只是疼惜,只是包容,卻不露痕跡.

他說:不要跟著我,丫頭,想明白了回家沖個涼,明天出去滿街都是男人.

他說:孫納,放手吧.

或許,富貴之後的人才會看輕物質名利,才有姿態把那些當作過眼雲煙.

他們的感情是慢慢被提純的.放手時,也變從容淡定.

她們是幸運的.


轉身

終究是戲.

1995年,李翹在美國,播報鄧麗君死訊的電視機前,轉身看見了那張魂牽夢縈的臉.

他們笑得那樣甜蜜.

十年的悲歡離合變得那樣輕,滿心喜悅在那充滿回憶的歌聲中蕩漾開來.

情到濃時情轉薄.那個人象化石一樣停留在心裏的最深處.雖然再回頭時滄桑滿眼,但是一切的歡喜,都是那樣自然,仿佛這一刻終會到來.

眾裏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2005年.他說不管十年前是人是鬼,他最怕的是,她從來沒有愛過他.他說,他居然愛上了一個他鄙視的人,最後連自己都鄙視自己.他要離開她.

在機場拿出兩張機票的那一刻,他終究是遲疑,轉身,回頭奔跑.

他們又在那片雪地裏久久地相擁.她哭得那樣讓人心痛.

她也許是愛他的.

只是,人生若只如初見.

等閒便卻故人心,他卻在原地癡癡等待,那個已不復純真的她.

愛恨交織終於隨片片飛雪塵埃落定,而他只是在祭奠,那個曾經單純付出的自己.

若是深情,十年消磨糾纏,也仿佛只是倏忽而過.

天涯海角,音信全無,這樣努力地生活,這樣乾枯地生活,這樣被思念滋潤和折磨地生活.那些人總是喜歡沈默,喜歡獨自微笑,發梢淩亂柔軟,手心有輕微汗珠,眼神有溫柔敏銳的光.

不被同類人戰勝,不被時間戰勝,只被命運的翻雲覆雨手戰勝.

怕只怕,當轉身時深深地張望,那燈火闌珊處,空無一人.

山長水闊知何處,請且憐取眼前人.

天佑我城,诡魅无疆

BY M小魚

鬼之為言歸也。

——《爾雅》

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

——馮夢龍《喻世明言》

“此生的紛亂無明與他生的神秘幽遠何其不同,而在兩個境界間,但見新魂舊鬼穿梭徘徊,不忍歸去,不能歸來”。

——王德威

一種反抗。一種吞噬。一種再生。一種殺人見血。一種焚屍不滅跡。一種愛。一種恨。愛極生恨。恨極生愛。最後,它們是一種輪回說。

——夏宇《逆毛撫摸》


楔子

可巧,香港之於我初次的文本印象並非其綺麗繁華的都會風情,卻是一番“鬼影幢幢”(Haunting)投射下的浮靡蒼涼——原籍並非香港的小說家施叔青在她的短篇小說“驅魔”中喃喃自語道,向已不相信拯救的愛人索取身體和情愛同寫作一樣乃是為了驅除她心頭魔障……多年以後,施的文字面目模糊,她筆下那座孤城所散發的落寞而腐朽的世紀末氣息卻始終徘徊不去——“驅魔”作於1986年,此時離《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已過去兩年。日不落帝國的昔日榮光早已漸行漸遠,這一年,時任港督竟在談判期間病歿北京……儘管大陸主流話語舍此無它的“回歸”論調尚未如十年之後那般迫人,驚覺只有“城籍”而無“國籍”的香港人對“過渡期”與“五十年不變”的憂心忡忡卻已令香港掀起第一輪的移民熱潮——政治死線迫近所包含的現實況味令所謂的“歸去來兮”少了若干灑脫的詩意,多了幾分虛空的愁緒;歷史的風雲際會為這座城市埋下即溫柔又暴烈的伏筆,卻已無力成全再一場轟轟烈烈的傾城之戀,這似是“浮城”無法逃脫的命運,“我城”的居民不得不淪陷於歷史與國族寓言的夾縫之間收拾起天真面孔預備倒數並守侯這新的一場“失去”:失城——失去此城,失落之城,消失中的城。

然而反觀八十年代的香港影壇,港式商業電影也逐漸在類型和明星的雙軌上演繹出自身日後被電影學家David Bordwell稱為“盡皆過火,儘是癲狂”的大眾影史傳奇——那也算香港電影的高調年代:功夫武俠尚未式衰,但見新派英雄一身道義披掛上陣,戰而不死,似不曾迷惑,不曾老去彷徨,光影中仿若絲毫未見現實狀況下的頹然和沉重——1985年,成龍的“警察故事”大賣,此片不單由成龍自導自演,他在片中的所有驚險動作皆由他自己完成,此片一出即奠定了成龍功夫巨星的地位;次年,吳宇森的“英雄本色”讓周潤發的小馬哥深入人心,吳氏的柔情暴力也為香港黑幫類型片帶來新的電影語言,其作品中情義並重的黑幫英雄形象也成為後來者模仿的標靶;而1989年由王晶執導,劉德華和周潤發主演的“賭神”票房更是高達4000多萬,也由此開啟了香港的賭片時代……這一片繁華喧囂實難令人與前番所述糾結傷感的城市故事相連,然香港電影一面經營著這廂入世的精彩熱鬧,其實卻從未曾放棄過其鬼聲魅影的敍事傳統:人鬼相雜,陰陽相彙,如若將那些僵屍夜行、鬼魅重訪、幽靈再現的港式恐怖片一一回溯,卻或可從中發現於這人間悵然若失的蛛絲馬跡。

之一

就讓我們承認1980年代中期的茅山道士、清朝遺老甚或借日軍大佐回魂的僵屍雖則盛極一時,它們卻不是香港恐怖片的全部——即便那些念叨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頭戴頂帶花翎雙手平鋪做跳躍狀的東方僵屍們使得香港CULT電影別有東方風味(據內地影評人魏君子說,林正英之流在影片中所專的正是民間道教所謂“茅山術”),但正如香港影評人吳昊所言,“香港的僵屍電影只是功夫片的借屍還魂”:恐怖本非港式僵屍電影所專,在人鬼相搏中重新展示功夫拳腳的鋪陳,甚或加上插科打諢的誇張笑料,僵屍終了不過一件異類的擺設而已。

僵屍縱橫的嘉年華鬧劇固然可歎可笑,其魅力卻終敵不過二三個世紀以前蒲松齡先生筆下的花妖狐妹與陰陽相隔的幻魅奇情。1987年,阮繼志編劇,徐克監製、程小東導演的“倩女幽魂”雖有一代大導演李翰祥1959年同名的邵氏影片珠玉在前,卻依舊成為後人難以逾越的經典。然聶小倩與寧采臣的傳說儘管動人,後人畫蛇添足的矯情演繹和發揮之後,蒲氏的古典愛情亦披起故弄玄虛的外衣,聶寧二人人鬼殊途的結合在流行文化的平面處理下最後卻不得不淪為明星效應的一抹蒼白背景而已。

之二

可也是在1987,關錦鵬另闢蹊徑,他在一部叫做“胭脂扣”的電影中還原了小說家李碧華筆下的一段令人悵然的人鬼傳奇:綺紅樓的妓女如花在三十年代的香港與愛人十二少相約殉情,五十多年後,她已是重訪人間的遊魂……一番苦尋,但見物是人非,誰知十二少並未死,他當日苟且偷生,如今已是七十多歲的潦倒老者,於是如花把定情的胭脂扣交還,黯然離去……

《爾雅》有雲,鬼之為言歸也。雖則此處的“歸”乃歸向大化,暗含“離開”之意,但通俗解釋中卻將這“歸”字理解成為鬼魅的“回歸”,按照王德威的理解這種顛倒卻別有深意——在“胭脂扣”中,如花的“故人歸來”蓋因她尚有一個遺憾遺落世間,故她與十二少在現世的重逢不能不說是一個三重的幻境,除去時空交錯,尚有陰陽相隔——恰是好一個“如夢如幻月,若即若離花”。

五十年前如花與十二少交好之際,二人橫臥於大床之上吸大煙纏綿的樣貌已然鬼氣十足;五十年之後如花以鬼魅的姿態來到報社登尋人啟事(“十二少,三八一一,老地方等你,如花”),竟是借現世的媒介成全了一場鬼魂為活人招魂的詭魅(Uncanny)表演——而對如花來說,“歸來”本身正是一趟曖昧的幻遊,她所見聞皆是如此熟悉而又陌生,屬於她的香港以及石塘咀乃至十二少都化為虛空,故這場愛戀不過是以虛空糾纏虛空,以詭魅召喚詭魅。誠然王德威對李碧華小說的評價也可以套用於此:“如花以她的尋死和還魂,見證時光消逝,人間情愛與恩義只能是想像中的美德,如幻似魅的寄託”。

之三

且看再一出“還魂”故事。

在2002年與韓國導演金知雲、泰國導演朗斯尼美畢達合作的“三更”(Three Dimensions)系列中,陳可辛的末篇“回家”雖多被認為是以恐怖片包裝了一出愛情悲劇(細膩婉致的愛情影片正是其擅長),我卻以為影片結尾處最出其不意的一場歸來(The Impossible Homecoming)恰是反向詮釋了“故人歸來”的命理——此番不是靈魂回訪,而是死者復活的臨界奇跡。

影片以一間詭秘照相館中身著紅衣的小女孩看人照相為始,滿牆的照片令觀者悚然,也不由得憶起“小島驚魂”中為死者拍照的恐怖民俗。全片暗淡壓抑的色調亦令觀者無法分辨生者與遊魂。這鬼氣森森中,黎明所飾演的中藥醫師如例行驅魔儀式一般為三年前死去的妻子用草藥洗澡,並且相信她可以在三天內復活……末了,故人依舊故去,逆轉陰陽的大傳奇終究在關鍵的時刻坍塌於無形,一切都仿佛未曾發生過,大概因為這城市,已不再相信所謂奇跡——一出本可發展為戀屍的奇談被不動聲色地演繹作疏離都市空間中無家可歸的幽閉夢魘,生與死的差距看似只在一線之間,卻成為永劫。

之四

2004年,陳果為陳可辛監製的“三更”系列之二執導筒,依舊從李碧華那裏尋得靈感獻上一道“詭魅”的大菜——“餃子”:女明星想回復青春,便食嬰兒骨肉作成的人肉餃子,咀嚼嘖嘖有聲,本已令人心驚肉跳;誰知更加讓人悚然的是白靈飾演的媚姨這個畫皮般的不老怪物——此番鬼魅敍述,不但以媚姨其形媚惑於世,也以她即興的革命歌曲“洪湖水”賦予其聲;如論者指出那般,陳果的“餃子”甚至借媚姨的口為中國社會未曾間斷過的“人吃人”話語(Cannibalism)正名。

影片之中,人肉不是忌諱,卻是解藥;食人肉本身成為一種招魂,一種悼亡:於媚姨而言,其紅衛兵時期的老照片即是幽靈重現的明證。而她與女明星丈夫雲雨之狀,看上去也並非纏綿悱惻,卻是色欲浮動的人鬼相搏,又似是借屍還魂——而陰陽相交,早在蒲松齡那裏便已是女鬼還陽的伎倆:此之謂招魂。

對過氣女明星來說,食人肉即是宣告她這具活死人的誕生,其效用正同于古埃及木乃伊的embalming,香料防腐,從此不會擔心年華老去——她用尚未得以出世的嬰孩的肉和骨,為自己作了墓:此之謂悼亡。

“餃子”之料不可謂不激烈,不可謂不暴力,如此這般,陳果抑或是李碧華將一個冷酷的國族寓言通過一趟趟肢體橫陳、血肉模糊地鋪陳開來。此之謂殺人見血,吞骨噬肉,老靈魂披了人皮重現世間拉人入夥,詭魅之極。

之五

若論“回家”,不得不提的是鄭保瑞2005年的作品“怪物”,其英文片名是“Home,Sweet Home”,若熟悉影片情節,大抵會覺得不無諷刺,因為我以為此片所記述的,正是一出家園不再、人心隔絕的慘烈都市傳說。

片中舒淇扮演的女主人滿懷期待與丈夫、兒子一道搬入新家,誰知這大廈的黑暗角落卻埋藏著另外一家三口的辛酸過往。林嘉欣所扮演的另外一位母親實非亡魂,她的角色卻令人想起當年的紅色話劇《白毛女》,其中號稱“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此處引據並非要糾結於所謂“新/舊社會”的政治文化意味,然而正如論者指出的那樣,編劇司徒錦源有意在“怪物”中將棚戶區的大陸移民塑造成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然在林嘉欣家破人亡、精神崩潰之後,執念於等待愛子歸家的她卻成為棲身在大廈幽昧處半人半鬼的怪物,後更是闖人宅、奪人子——弱者化作厲鬼,作祟於他人幸福家園之中,港人家亦不家,若此種解讀放置於後97的語境之中,當別有深意。

在舒淇與丈夫的孤軍奮戰中,住戶旁人始終不信她的鬼言鬼語,警察亦疏于配合,後來即便她重新尋到孩子,這幢美麗大廈對她來說卻已無“家園”的溫馨,此為“家亦不家”的另一種詮釋。

與怪物遭遇的陰魂不散(Haunting),都市生活冰冷而疏離的傷痛印記,失去家園的重蹈覆轍,究竟何者更加令人難以承受,或都已未可知。

之六

1999年,同樣不乏恐怖片傳統的日本推出一部帶有末世色彩的影片“午夜凶鈴”(開篇)。似乎正是因應了世人面對世紀末迫近手足無措的惶惑心態,這部既無眩目特效又無絲毫血腥場面的影片卻以長髮躡行的怨靈從一台電視機中爬出達到高潮,一時成為彼時亞洲影壇最熱門的驚悚作品。其詭秘綻放於東方式的意會而不可言傳,即便敍事看似波瀾不驚,鬼魅卻早已呼之欲出。而陰柔的怨靈以眼示人的舉動之所以如此駭人,難道不正是因為它是亡者還給生者的一個眼色,一種注視麼?這個注視或可稱為淒厲,卻又是來自幽秘彼方的某種挑釁;接住這個眼神比被死神注視更銳利、更直接,更令人毛骨悚然,而那個凝視直擊內心,無法擺脫,亦如影隨形。

不知香港出生、泰國發展的彭發彭順兄弟是否因為這個眼神得到啟發,他們隨後亦借自己的女主角一雙“鬼眼”,帶觀者由這雙眼看這人鬼相雜的世間。2002年,由李心潔主演的“見鬼”大獲好評;彭氏兄弟越戰越勇,2004年推出“見鬼2”,表現不俗。

其實彭氏兄弟在“見鬼”系列以前本身已是亞洲電影業界的非凡藝匠:哥哥彭順是出色的菲林調色師,而弟弟彭發的剪輯功夫亦屬一流——與舊式的“做鬼”相比,彭氏的靈異套路未見得一鳴驚人,然而他們諳熟各路驚悚元素,善利用與鏡頭天生的曖昧成全光影中的一片陰冷幽閉和鬼氣不絕:影子、鏡子、鏡子裏似是而非面孔;昏暗的走廊,身後的哭泣,觸不到的撫摩,喘息,與魂靈的對望與擦肩;魔咒、預言,末世的先知和為宿命的殘酷獻身……

“見鬼”首部中,失明少女汶得到一雙他人捐贈的眼角膜,本以為手術後可以華麗新生,卻不曾料從此鋪展於她眼前的世界卻是這般險象環生……遭遇亡魂固然可怖,其於世間的獨自徘徊卻是夙願未了,即歸不去,也返不得——這等異類的無根漂泊(rootlessness),竟也夾雜著人類在都市巨變中冒險碰壁的一番失魂落魄。在片末的一場戲中,人們災禍臨頭,卻嬉笑如常,爆炸隨即發生,汶無力回天,此番驚天動地的特效演繹固然可觀,大劫難後的淒迷蒼涼卻懾人心,亦可看作一出現代的警世傳奇。

到了“見鬼2”,生死的糾結輪轉與靈魂的前世今生都化作一名孕婦的離奇遭遇。腹中蠢蠢欲動的胎兒亦不再純粹,他竟化身作一個關於“死”的圈套,一個關於“生”的詭計,他是遊魂野鬼塵世間最後的寄託,是徘徊的終站,也成為輪回的起點。不過頗為殘酷的,即是目睹並且洞悉這迴圈無盡,以及這生死勾當的醜惡。

在好萊塢的經典影片“沈默的羔羊”中,茱蒂佛斯特所扮演的女幹探在地下室的一片混沌中被兇犯注視,卻毫不知情,那場在黑暗中摸索和較量的戲碼,至今仍然被引為影史懸疑場景中最令人窒息的一幕;然而對彭氏兄弟來說,恐怖之源卻恰恰存在於女主角所被賦予的“注視”的力量:這番天分,實在來得太過沉重。

和“歸去來兮”的魂靈恍然於既非故土又非異鄉的家園中漂泊遊蕩相比,擁有“陰陽眼”的各色主角不僅因這個天賦的詛咒而成為亡靈與生者溝通的媒介,卻也成為彌塞亞式的悲劇性人物:見證兩種境界的並存,雖知曉塵世的醜陋,卻不堪於冥界的畸態,是為最痛苦。

之七

於是在這樣一雙眼的注視下,香港這座城的美景紛呈被種種詭態(Grotesque)離析;這雙眼所觀,竟是這城市在經歷如許的政經文化動盪和變遷之後所顯露的滄桑面目;浮華光豔的國際大都會宛若空城一座,居民逃遁、分裂、畏縮,或不知所蹤;“家”不能療傷,無法遮蔽,卻是鬼影幢幢、十面埋伏……凡此種種“幽靈人間”的症候,究竟是鬼魅作祟還是人心入魔,無人可答。

當年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主將許鞍華1979年一部“瘋劫”已顯露其驚悚功力(次年她有更加貼近恐怖類型片的“撞到正”問世);2001年許執導“幽靈人間”,卻是噱頭十足——許氏靈光凋謝,厲氣頗不如前;到是2002年在許鞍華退為監製、鄺文偉導演的“幽靈人間之鬼味人間”中谷祖琳以小鳳仙扮相飄忽在街頭,令人感到似曾相識(déjà vu),好一陣心驚肉跳。


之八

《詩·小雅·何人斯》有雲,為鬼為蜮,則不可得。

彭氏兄弟2006年度頗受好評的作品究竟是作“鬼蜮”抑是“鬼域”解似乎都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英文名Re-Cycle一語雙關,頗費心機。

文學批評者有論“書寫即招魂”——這句話放在“鬼域”的女主角徐尋身上,卻成為一個恐怖的注腳。徐尋迷途不知所往的另類空間為世間被遺棄的事物聚集之處,此地混沌蕪雜,曖昧幽暗,既散落有形的物件,遺落無形的回憶,還有形狀可怖的棄嬰隧道鬼聲啾啾,以及無人憶起的遊魂野鬼乞求憐憫……CG場景所模擬出的幻滅天際所勾勒的正是人類面對自身的無力;仿佛蒼涼破敗的童話主題公園中,巨大的摩天輪象徵生命輪回,暗合CYCLE之意,這也許是影片給觀者帶來的最具神采的影像之一。


如若拋開文化層面的剖析,單就影片本身來看,其情節單薄難以獨力支撐導演以另類的眼光探究社會問題的野心;敍事貌似複雜,卻虛晃一槍,連構思都疑似日本動畫大師宮崎俊的“千與千尋”,女性,冒險,環保,記憶的累積與回溯,以姓名的再次確指作為歸去的路……其“詭魅”敍述之外,卻需要女作家和自己尚未出生的女兒相逢這樣的矯情時刻來留得人心;過於雜糅的鏡像風格以及浮于表面的人文關注使影片中的幽魂魅影不過如同匆匆過客,他們經歷了被世間遺忘的漫長痛苦,卻又要面對再次的消失(Re-Disappearing),不知可否公平。

十年一戲——亂舞春秋

BY SHERRY


當被朋友邀請對香港電影十年做一個回顧時,腦袋裏的第一個念頭確是十年指的是97回歸到07年這十年,那麼那些我曾深愛的電影如《新不了情》、《金枝玉葉》、《胭脂扣》都有了超過十年的歷史,忍不住對著她跑題地感慨了一句老土的“How time flies!”

或許是身在其中的緣故,十年中從沒有刻意留意過哪一部電影是哪一年的作品,參評的是哪一屆金像獎,於是殺盡腦細胞地構思要怎樣的一篇文章才能道盡我眼中的香港電影十年同時又不讓滿篇的口水話勞傷了讀者的神經。可惜腦細胞被我逼得死的死逃的逃之後,我任沒有結論,於是我從我沒有能夠得出結論這件事中得出了一個結論,ie這不是我的問題。

當我終於都看清了這十年都有些啥時,卻發現不幸的是十年來前半期是創作與票房的低谷,後半期是《無間道》橫空出世之後的跟風時代。不幸中的萬幸是雖然前半期沒什麼太能上臺面的佳作,但是卻基本繼承了香港電影雖不是佳章但偶有佳句的好(?)傳統,比如《G4特工》《宋家王朝》《流星雨》《西元2000》;而後期只能點燈才能看到五指的黑漆漆一片的黑幫題材電影中快要被沒頂卻因專業精神態度還算人才輩出好片雲集,比如《七劍》《三岔口》《龍城歲月》。

其實一篇文稿字數那麼有限,把十年來發行的電影數一遍大概都得占去兩篇文稿的位置,我回想著這十年來看過的現在我仍能牢記名字導演出彩鏡頭的電影,其實沒有多少。細數起來,我以什麼樣的標準來甄選出色的好電影,選出示我喜歡的電影還是學術上真正的好電影?要有劇情不失原創性連貫性注重現反映現實情調人文關懷,導演要誠心盡責能展示細節能調動大場面還得慧眼識得好劇本好演員,表演要真實投入而爆發力十足還得和演員自身形象氣質貼合有說服力…這些看看每年的金像獎提名名單對香港電影十年就能瞭解個大概,而我自己更想說的是,一部好電影往往需要做到其中至少兩點才能讓人意識到這是一部值得看下去的電影進而發現她出彩閃光的地方。舉個例子來說,《Johnny’s Memory》是那種劇情讓人眼前一亮卻可惜不足以照亮其他部分帶來的一片黑暗的電影,最終結局只能被其他讓芸芸眾觀眾一黑到底的電影所淹沒。《三岔口》《狗咬狗》《無間道2》《槍王》和《暗花》都是具備好劇本好導演好表演三者中至少兩項的電影,而我將劇情當作它們最出彩的地方。說起好劇本,忍不住想嘲笑一下《英雄》,那時候這部電影的情節被罵得一文不值,但其實在看過《十面埋伏》《無極》之後發現,《英雄》還是很出色,這或許就是中國老話裏說的,不怕貨比貨,就怕不識貨。這裏說遠了,其實我想說像這些電影,用明星名導造勢,借大場面及武打出位,反映了中國的一大國情,沒什麼技術含量,基本採用人海戰術,卻對電影業沒有什麼深遠意義更不會引發什麼共鳴,唯一的觀眾定位是任何一位不是色盲的人。這裏說到《無間道2》,個人喜好一定要強調一下,我將它的劇本創作當作一個高峰,作為本土電影的一分子,編劇在其中講述故事的功力毋庸置疑,但其實真正讓我大吃一驚的故事與一個城市變遷密不透風的結合以及作為一部前傳電影在劇情的連貫及人物的塑造方面展示出的才華讓我深信了羅丹某年某月某日說過的那句話,“生活中並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電眼睛”,這話放在《無間2》的編劇功力上,可以說是香港電影並不缺少好的原創劇本,而是缺少能充分展現劇本魅力的電影。只有一部從前期籌備中期攝製後期發行都成功的電影才能使我這樣的非專業人士注意到它真正出彩的地方。

劇本是香港電影十年來最讓我驚歎的部分,不斷有影片因為它緊扣心弦的情節,出乎意料的轉折和出彩人物刻畫語言文字讓我感慨不已,這點從這些年出口好萊塢的數量上就可見一般,這是香港電影業界的驕傲,是大陸電影甚至歐美電影都要學習的地方(每次美國發行俠字輩的電影我都想唱Jackson 的Speechless)。

導演功力除了越來越讓人敬佩的杜琪峰,不斷實踐創新的徐克,幾乎全能的劉偉強、麥家輝,成名多年的關錦鵬、爾冬升、陳可辛、王家衛,溫婉力量張婉婷、張艾嘉那些新面孔更讓我喜愛,讓恐怖風格化彭氏兄弟,導編功游達志(《暗花》)、爆發力鄭保瑞(《狗咬狗》)、邊緣羅志良(《槍王》)、真實陳果(妓女三部曲),百變陳嘉上、怪才彭浩翔(《伊莎貝拉》)…他們雖然還沒有達到創作清一色高水準高票房高肯定,但是作為香港電影傳承中最為關鍵一環,十年來他們的努力與收穫不可忽視。

表演方面沒有太多新鮮面孔,讓人記住的更不多了,說先不得不提的是李燦森,他的演出沒有讓我失望過,即使我的期待值一直不停上漲,他的表演功力也一直在進步。我個人很喜歡陳冠希,但這部代表他是一個好演員,相對來講,與他早期的作品比,他在《無間道2》中的表演差強人意,在《狗咬狗》還算驚豔。吳彥組身上寄託了太多的希望,至今為止他的表現都算可圈可點,希望他不要辜負眾望。李心潔在《見鬼》中的表演與郭老天王在《三岔口》中的進步都是最讓我吃驚的,可惜小妮子只能算是超常發揮了一回,幸好郭老天王還能勉強稱作量變與質變。劉青雲加冕影帝沒有讓我太興奮,個人來講用, 《我要成名》這樣一部電影登頂,還不如當個無冕之王,不過我倒是頗有信心者不會他唯一一部獲獎電影。

要為一個出色的藝術團隊十年的表現寫一份詳細的分析報告之於我來說是不可能的,十年來無數好電影後面凝聚著無數電影人的努力,除了叫得出的名字的各腕兒,在國際上揚名出彩的個人,香港電影的輝煌需要英雄也少不了貢獻著並可能失敗的狗熊。如果說為他的十年作一個蓋棺定論的話,我想搖著大旗喊一句“下個十年要更好!”告訴Sophia一句,“下個十年再多幾部我喜歡,要寫的時候記得住的電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