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合"為貴----合拍片，合出香港電影新氣象

By Nichole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香港電影曾一度以其多產及多元稱霸一方，無疑是華語電影界，甚至是亞洲電影界的一枝獨秀。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全盛時期資金寬裕所縱容的粗製濫造而埋下的禍根開始隱隱作患，金融危機和百年回歸所引發的身份危機又擾亂民心，日韓等國家地區的娛樂文化產業迅速崛起，都很大程度地動搖了香港電影工業那曾經獨一無二的地位。2006年，香港電影年產量降至八十年來最低，僅有51部。岌岌可危，不少人開始擔憂香港電影正如臺灣電影一般漸漸死去；但也有人認爲香港電影工業正在邁入一個精英化模式，量的減少換來的是質的精煉。個人以爲，香港電影正處於一個新的探索期，回歸十年，香港的政治文化經濟身份地位都逐漸步入成熟，而電影，就同這座城一樣，需要為自己的新身份尋找新的前途。


其中，合拍電影必定是一條光明之路，也是香港電影正在嘗試、並且大有潛力可挖的發展方向。合拍片是指在電影資金或製作人員上由多地合作生産的電影，不僅在融資上帶來更大的便利和靈活性，更可取長補短、集聚各地優秀的人力和技術，而票房號召力也可在多地盡可能擴大，實為一舉多得。如果說從市場來看，香港電影有四扇大門，即香港本地、中國内地、泛亞洲地區和歐美地區，那麽從合拍片的現實來看，對香港電影最實際也最能令其施展拳腳的合作夥伴就非中國内地和泛亞洲地區莫數了。


“背靠中國，面向世界”，中國大陸無疑成爲回歸後的香港最強有力的後盾，電影方面亦不例外。輿内地合拍的香港電影，從1997年總年產量186部中的25部，至2006年年產量51部中有38部是合拍片，而十年中的合拍片纍計總數接近200部。香港電影開始越來越注重輿内地的合作，而“北倚神州”對香港電影而言也是受益良多。第一，内地市場之大將會是票房的有力保障。第二，香港電影作爲華語電影先鋒的代表，畢竟是内地觀衆在影像文化上的啓蒙。儘管香港與内地百年分離所導致的文化觀念上的差異再所難免，但終究也都是炎黃子孫，上下千年的文化根基一脈相承。第三，2003年CEPA（《内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出臺，實行符合規定的香港内地合拍片可作爲國產片在内地發行。其一，内地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二，影片情節和主要人物須與内地有關。在每年只有五十部進口限額的内地電影市場，香港電影便無需再與西片爭搶機會。另外，今年七月國家廣電總局批准廣東省可主動推薦、選擇引進港產粵語片在省内播放，一方面數量上不受配額限制，另一方面上映速度也更快、内容更新，語言方面還更適應粵語地區觀衆的文化習慣。這種種都成爲了香港電影進軍地内市場最大的推動力。但不可否認，香港電影在打開内地市場這扇大門時，也遭遇了種種挫折。例如，CEPA雖為合拍片提供了優先權，但諸多電影也因爲不符内地審查的政治要求而不得不削足適履，其中以黑幫片和鬼片的情節刪改最爲嚴重突出。再如，内地音像市場的盜版問題，以及電影與音像製品的同步發行也深深困擾了預期上映的港產電影。


其實早在97回歸之前，香港内地的合拍片也已經有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比如黃飛鴻系列、新龍門客棧，東方不敗，等等。但那時的合作理由多是爲了借助内地獨有的自然資源以及廉價勞動力，題材和關注角度也鮮能體現出“合作精神”。可喜的是，回望九七后的諸多合拍片，香港的電影製作人將視角拓展到了關注中國人，而非僅僅是中國香港人。例如，關錦鵬的電影長恨歌改編自内地著名作家王安憶的小説長恨歌，記錄了一個上海女人在時代變遷下的個人際遇；陳可辛的如果·愛，通過戯中戯的敍事方式，講述了一群電影人的情感經歷，為空白了幾十年的華語歌舞類型片填補了空白；許鞍華的姨媽的后現代生活，通過一個回滬知青的晚年生活，反映了被飛速發展的城市所遺棄的小人物的無奈和無力。電影人逐漸認識到文化共通的本質和溝通的必要性，並在揣摩兩地觀衆心理這一大課題上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香港曾經是亞洲地區不可替代的流行文化發源地，而今日韓作爲後起之秀，從音樂到電影、從偶像到娛樂業運行機制，都令香港失去了當年叱詫風雲的號召力。香港的流行文化是否從此以後再無翻身之日？香港電影是否已經遙遙落後于韓國電影？這一切的答案都取決於當下的香港電影如何對日益變動的亞洲文化格局進行反應。2006年的釜山電影節上，亞洲製片人網絡(Asian Producers Network)正式成立，從此為亞洲合作製片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凝聚亞洲地區的優秀創作力，從而提升亞洲電影的國際競爭力，有效並健康地對抗好萊塢電影在亞洲市場的霸權局勢。合作共進，同樣應該是香港電影在亞洲範圍内的新方向。首先，合作可以使各國在電影製作上做到取長補短。香港電影向來以成熟的運作和大膽的嘗試著稱，但也有粗製濫造和唯利是圖惡疾纏身，而韓國電影製作的嚴謹及細緻恰恰可以彌補香港電影這方面的短處。其次，各國明星效應的積聚，可能不僅是號召力的相加，而是成倍效應。周全考慮到各地演員的人氣號召力，可以使電影在各地上映時的票房都得到有力保障。再者，合拍片在資金的籌措上具有一定的優勢，並且可由多方共同承擔風險。近年亞洲合拍片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劉偉強的雛菊，既是頗具典型韓國氣質的愛情小品，亦融合了不少劉氏警匪片元素。張之亮的墨攻，一方面是完全依靠亞洲力量（中國内地30%、中國香港20%、日本35%及韓國15%）而完成的資金籌措，另一方面也集合了各地的票房保障，如香港的劉德華，臺灣的吳奇隆，内地的王志文，韓國的安聖基等等，成爲亞洲合拍電影的成功典範。


以“合”為貴，合拍片或許可以使香港電影“起死回生”，但這似乎也是一條荊棘之路。一些人拒絕承認功夫是香港電影，一些人質疑父子究竟有多少“港性”。合拍片，是合出更多火花，還是中和了香港電影獨特的個性？


或許如儸卡所說，何必如此拘泥，真正熱愛電影的人只是期待優秀的電影。但畢竟，一直愛着香港電影的人們，終究不忍見其稜角全無吧。香港電影只手遮天的歲月可能已經一去不復返，但作爲一支獨秀、芳香萬世，卻不是沒有可能。只是在香港電影探究自身出路的同時，看電影的人也需以嶄新的角度和開闊的胸襟面對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