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8日星期六

香港•十年變故

轉自《電影世界》7月號

/ 費墨


九七後,港人實現自製,香港平穩融入中央政經體系,許多悲觀預言及大限情緒都被事實擊破;然而,金融風暴、非典疫情、影市低迷、巨星隕落帶來的負面影響,又深刻衝擊著香港的社會文化形態,香港電影究竟將向何處去,十年足以看出端倪……


變故1.身份的焦慮

長期的英殖民統治,造成港人在身份認同上含糊不清,而二十世紀初期的社會動盪及建國後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導致大量難民從大陸湧入香港,造成本土身份認同的進一步障礙。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漸成本土主流的移民後代,對“香港人”的身份從疏離漸漸產生了認同。加之在五、六十年代抵港難民當中不乏親國民黨人士,面對新中國的成立,他們對“中國人”的概念解讀陷入矛盾和含混。而殖民地政府有系統地在政策、教育、宣傳等方面淡化中國因素,使港人的民族認同感漸趨虛無;加之港人享受到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利益,對共產政權逐漸抱有觀望或畏懼心態。這一切因素,造成港人在身份認同上漸漸地將“香港人”和“中國人”兩個概念劃出無形界限,這種情況在97回歸後有所改變,但並未根本扭轉。

97回歸後,中央政府依靠政策、駐軍及主流媒體之合力,試圖建構起港人的“國族”認同,並利用強勢輿論逐漸加速這一認同過程。而事實卻是,港人對大陸的想像仍未能完全擺脫“落後”、“集權”等負面認知,對社會主義制度仍存恐懼和排斥;另一方面,奧運會申辦成功、體育健兒的奪金拿銀,國防力量的大力發展,又令港人感受到殖民身份所不能帶來的國家力量感召。在這些事件面前,港人往往明確感覺到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而在其他方面,“香港人”的自我意識仍然非常強烈。這兩種互相衝撞、融合的感情,一方面造成香港人的遲疑,一方面又在事實上建構起“血緣/文化相通”的意象,形成香港人對“中國人”這一身份精神分裂式的、欲迎還拒的態度。

2003年,一份關於國民身份認同的調查顯示,香港中學生多自認是“香港人”,對“香港人”的評價多為“聰明”、“開放”等;而對“中國人”的評價則表現為“傳統”、“上進”、“勤奮”等等。調查結果顯示,中學生普遍對“香港人”評分較高,而對“中國人”評分則較低。這種不同說明,他們所認知的“中國人”其實為內地人,這反映香港學生擁有較強的自我意識,仍然很接受自己的“香港人”身份。

從“香港人”身份到“中國人”身份的艱難認同,從97後陳果執導的幾部香港電影可大致看出端倪。1998年的影片《去年煙花特別多》講述97回歸前後駐港英軍撤退,令華籍退伍軍人一時陷入管理真空和價值失落。面對未知的未來,主人公家賢策劃搶劫銀行未果,最後被街頭流氓開槍打傷,從此失去記憶。其中體現出港人對97回歸後香港命運、自我命運的茫然失措;1999年的《細路祥》結尾,自大陸偷渡至港的阿芬被警方遣返原籍,在慶祝回歸的漫天焰火下,祥仔獨自追趕著押送阿芬的警車;2000年的《榴櫣飄飄》中,大陸姑娘阿燕由東北到香港掘金,在旺角操起皮肉生涯。幾部影片基調無不透露出悲觀疏離,其中“香港人”身份的優越感,已逐漸轉化為對大陸人的直視,但直視背後披露的,仍然是大陸與香港人生存地位的差異,以及對港人自我身份認同的焦灼。

附:文雋總結回歸以來香港電影的“八得八失”

一、得到內地市場,失去本土陣地;

二、得到國際榮譽,失去“香港”品牌;

三、得到新媒介做平臺,失去傳統電影院票房;

四、得到政府高度關愛,失去投資者信心;

五、得到學院生力軍,失去行內接班人;

六、得到大中華文化的融會,失去獨有的香港特色;

七、得到愈來愈多頒獎禮,失去觀眾的關注和民心;

八、得到免疫力,失去抵抗力。

變故2.官方意志與水土不服——港片如何適應內地電審?

97回歸前,1980年代開始的香港內地合拍片風潮逐漸陷於混亂無序狀態,一些內地片廠與香港合拍影片僅將廠標賣給港方便萬事大吉,一時間質量不高的合拍片氾濫。

97回歸後,中央加強了文藝領域的監管工作。尤其在電影製作領域,中央通過行政法規(如2004年開始施行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將香港合拍片製作納入內地規範。檔規定,香港內地合拍片可視為國產片在內地發行,但合拍片中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影片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加之港片在臺灣和東南亞市場的大幅萎縮,香港影人急需擴大內地市場,也為在純港產影片中引入大陸演員提供了可能。這使我們在港片中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內地藝人面孔。如2001年《少林足球》和2002年《天下無雙》中的趙薇,2003年《雙雄》和2006年《傷城》中的徐靜蕾,《無間道23》中的胡軍和陳道明;2004年《大事件》中的尤勇,2005年《猛龍》中的夏雨、黃聖依、李冰冰, 2006年的《《霍元甲》中的孫儷、董勇,《墨攻》中的範冰冰,乃至2007年《門徒》中的張靜初等等,不勝枚舉。

更重要的是,檔同時規定,合拍片故事不限於發生在中國內地,但情節或主要人物必須與內地有關。如果說以上兩大舉措是對香港原殖民地文化“去中國化”趨勢的一種修正,目的是使香港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內地與香港的“文化/地域”關聯印象的話,大陸官方對港產影片內容的審查,則是在力圖將港片改造為符合官方要求的“放心產品”,為政治正確服務。政治上的統一要求文化上的融合作為支撐,使得香港影人一時難以適應,面對沒有明文規定創作尺度的局面,不得不戰戰兢兢打磨劇本,甚至削足適履修改情節;例如:

2004年出品的《江湖》送審時因各種原因未能通過審查,取消了內地公映,票房損失巨大;

同年出品的《旺角黑夜》中,吳彥祖飾演的殺手來福在原片中本來自大陸,卻在公映版本中改為來自東南亞;

《無間道》片尾將劉建明輕鬆逃逸的情節,改為被員警拘捕;

杜琪峰作品《大只佬》改名《大塊頭有大智慧》,並對其中有關禪學、因果輪回的主題進行修改;

2005年更名為《龍城歲月》的《黑社會》描寫的雖然是香港黑幫內部權力爭鬥,卻暗指現實政治權力交替,而片頭片尾迫於大陸公映壓力情節均有刪減,令情節與全片基調產生間離;

2006《龍城歲月》續集《以和為貴》政治意味更強,顯示出香港舊秩序被顛覆,新秩序被確立。像是對《龍城歲月》被迫修改的一種暗示,結尾處大陸官方做為一種強勢符號的出現,終止了香港幫會自成一體逍遙自在的既定秩序。

與原版比較,不少大陸公映版影片刪改後的情節,均突出了員警作為一種官方身份的存在,或是強調邪不勝正、惡有惡報等。以上種種中央文藝政策對港片內容的修改和消化,都顯示出國家意志對香港自由意識的強力介入乃至馴服。這種馴服也體現在官方意志對香港傳媒的影響上。對於這一點,2004年出品的《A1頭條》中新聞遭遇政治的情節,也許巧妙隱喻了一種新聞輿論新秩序的形成。

展望未來,港片通過“CEPA”獲得國產片身份,內地摒棄買斷發行或購買拷貝的陳舊方式而改為發行方與製作方分賬,等等形勢變化還是給香港影人打了強心針,在東南亞、日韓、臺灣市場式微現狀下,內地市場無疑可以成為拯救香港電影的最後出路。同時我們也看到,《新員警故事》、《功夫》、《神話》、《頭文字D》、《七劍》、《如果·愛》、《情癲大聖》、《寶貝計畫》、《墨攻》、《傷城》、《門徒》等片都在內地取得了票房佳績,表明審查制度並非港片水土不服的根本原因。如何正確揣摩內地觀眾觀影心理(儘管不無妥協)成為今後香港電影人必修課程。在華語文化共通的大前提下,水土不服終究有辦法、有條件解決。

香港電影的前途,肯定北靠神州,由中國這個母體來決定他的生死存亡。——文雋

把一個戲硬邦邦地剪到適合內地為止,合拍片就成了不倫不類的電影。——陳可辛

  起來,演員同志們,香港電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陳嘉上

合拍片是香港電影將來生存和發展的關鍵,與內地合拍影片是一個方向,但這還不夠,還應該跟韓國等亞洲國家和地區進行合作。——梁朝偉

中國電影的強勢是不可擋的,只要內地和香港兩地合而為一,那麼,中國電影將跨向另一個新紀元。 ——劉德華


變故3.影市持續低迷與金融風暴、SARS及其他

19977月,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于泰國,之後波及鄰近國家的貨幣、股票市場和其他的資產價值。香港在這次危機中也受到強烈影響,股市直至2004年才走出低迷。金融風暴令由金融、物流、地產等服務業支撐的香港經濟泡沫破滅,而2003年發生的“非典”疫情更是雪上加霜,香港經濟一時跌至低谷。經過這一巨大震盪,香港有識之士開始反思香港經濟結構弊端,港人心態也由亢進漸漸轉至成熟。

產業方面,1989年遭遇票房下滑的港片在過渡期開始緩中有升,產量更從91年的126部猛增至92年的210部,並在該年創造了12.4億港元的歷史最高票房,93年又創造了234部的歷史最高產量。92年英國統治香港新策略令稍稍平穩的香港政治經濟又進入波動,造成中英關係轉冷,港人人心浮動,投資者信心下降。之後,韓國壓低港片收購價格,臺灣發行港片方式的變化,都對港片市場造成衝擊。從93年之後,港片產量便以每年平均減產30部的速度逐年下挫,97年產量跌至穀底的88部,香港影市進入冰河期。總票房從1993年的11.5億港元下降到1999年的3.5億港元。而西片所占份額則從1993年的四分之一強升至1996年的接近半數。

97年後盜版猖獗,雪上加霜;加之徐克、吳宇森、袁和平、林嶺東、周潤發、成龍、李連傑、甄子丹、楊紫瓊,以及成龍的成家班,袁和平、袁祥仁兄弟的袁家班,洪金寶的洪家班三大班底一起轉移好萊塢,上百名有著十幾年拍片經驗的武指、替身、武打設計人員也一起流失,令香港電影元氣大傷。

人才斷層短期無法彌補,而網路媒體的崛起,又使新片下載變得易如反掌,造成大量觀眾流失。97之前,對經濟前途的擔憂催生影片投資人出現“搶錢”和“觀望”兩種心態。“搶錢”心態造成香港類型片劣質複製、跟風濫拍、不思進取的弊端。金融風暴後,在其他行業亦有巨額資產的影業巨頭遭受重大損失,使其暫時無暇他顧;同時,東南亞市場對港片進口亦遭受金融風暴的影響而下滑。多種因素造成香港電影陷入極端危急處境。2002年《無間道》以黑馬姿態出世,贏得票房口碑雙豐收,卻難以扭轉香港影市整體上的頹勢。有人不禁驚呼:“香港電影已死!”

如今,特區政府的政策努力,及2004年“CEPA”的簽署和實施,使香港經濟短時期內就擺脫困境走向復蘇,再次表現出強勁勢頭。2004年以後,香港股市逐漸踏入“牛市”,2006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創下新高。香港已徹底擺脫在金融風暴後的經濟低迷。

CEPA施行後,港片開始在三方面獲益:不受配額限制,可以享受國產片待遇,並可成立公司發行國產片。優惠政策令許多本已到好萊塢發展的香港導演、演員紛紛到內地商談投資影片等合作事宜。同時,內地電影市場不僅在票房上給與香港電影較大回報,在其他方面也有惠及。如《新員警故事》,如按引進片方式操作,其在內地的分賬比例大概在15%左右。但合拍片視為國產片,其分賬比例就提高到了35%以上。兩地同步發行放映,票房有保障,音像產品的銷售收入也相應增加。

回歸後的切身體會,使港人意識到,香港與內地的密切聯繫是香港繁榮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只有全面加強雙方的合作,才能使兩地實現優勢互補、互利雙贏。依靠“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香港經濟已經進入一個態勢良好的轉型期。

一個僵屍片成功,他們就拍100部僵屍片,一個英雄片成功就拍100部英雄片。觀眾進去一看就是這樣,都看膩了。——成龍

  現在非法電影下載,每年會讓電影業失去近半票房,即近4億港元。——香港影業協會總幹事從運滋

姨媽這個人物,我一直覺得很像我自己,我一直害怕跟不上這個時代。——許鞍華

變故4.這是一個悲戚的樂園

2003年前後,香港娛樂圈籠罩在一團悲戚之中。

20021018日,香港樂壇教父羅文因肝癌逝世,終年52歲;

200341日,張國榮墜樓輕生,終年46歲;

2003129日,柯受良猝死上海,終年50歲;

20031230日,梅豔芳病逝,終年40歲;

20041124日,黃霑因肺癌在香港去世,終年64歲。

在此前後,臺灣歌壇詞曲創作大師梁弘志(20041030日去世,終年44歲)和香港詞曲人林振強(20031116去世,終年56歲)也先後離開。眾多優秀人才在21世紀初的相繼隕落帶給華人娛樂界的損傷如此巨大,似乎預示了香港娛樂盛年的終結,一個華麗時代的悄然落幕。這些娛樂輝煌締造者的集體鶴駕,令人為之扼腕歎息。一個巨星輩出、星光長存的時代,是否可堪複製與延續,成為當今香港娛樂界新的命題。

香港70年代經濟起飛至90年代達到繁榮期,令港人精神樂觀,心態滿足,並有充足的財力追逐巨星、消費娛樂。經濟騰飛的香港不僅在服務業、製造業等行業為移民後代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大眾娛樂的客觀需求也為藝人提供了展示才華的機會。各大公司不惜重金力捧新人,將其推上娛樂業風口浪尖。同時,藝員訓練班、選美比賽、歌唱大賽成為造星工廠,為影、視、歌等娛樂行業提供了大量新鮮血液,不少巨星都在這個時期成名。藝人自身的勤奮和急需填補的娛樂真空,將李小龍、成龍、周潤發、譚詠麟、劉德華、周星馳、張曼玉、林青霞等大批巨星推上流行文化的巔峰。而羅文、梅豔芳、張國榮、黃霑正是從這個香港娛樂業的巔峰時代走出,並廣泛影響了香港娛樂生態。

經濟持久利好和港人激情帶動了香港娛樂業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一時全港歌舞昇平、氣氛鼎沸。當日的香港,憑藉大批商業電影、電視劇和流行音樂,創造了從中國內地到日韓、東南亞,乃至輻射全球華人世界的娛樂盛世。這一時期,電影業方面湧現出邵氏、嘉禾、新藝城、永盛等影業巨頭。香港這個僅600萬人口的城市擁有了規模龐大的電影王國,製片數量僅次於美國。1980年代以來,通過錄影帶、VCDDVD進入內地的香港電影,成為整整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電視業出現了無線、亞洲、佳藝等重要傳媒,它們製作的《霍元甲》、《射雕英雄傳》、《絕代雙驕》、《雪山飛狐》、《萬水千山總是情》等電視劇成為內地青少年成長青春的見證。唱片業方面,國際著名娛樂企業寶麗金、EMI、華納及香港本土音樂廠牌支撐起了香港流行樂壇的長久興旺。香港流行音樂成為內地青少年重要的娛樂方式和寄託情懷的載體。香港娛樂業的“黃金10年”中,流行文化空前繁榮,超級明星層出不窮。影、視、歌娛樂工業一時創造出大批充滿獨創性和生機勃勃的優秀作品。

隨著屬於那個時代的巨星逐漸隕落,香港娛樂生態必然面臨新陳代謝。如今,娛樂產品的製作方式和工業流程越來越同質化,依靠極為熟練的商業包裝和宣傳炒作,新晉藝人短時間便能充斥眼球耳膜。而娛樂受眾卻出現細化和分流,加之頻率越來越快的新舊更替,已經令現今的香港娛樂界缺乏曆久彌新而且能夠超越年齡阻隔的偶像。流行音樂受眾越來越集中於低齡化群體,而電視受眾卻越來越集中於非低齡化群體,於是,當年20歲和40歲人同唱一首歌的時代一去不返,家長和孩子共同討論一部電視劇的日子也一去不返。同時,網媒的興起令歌曲和MV下載快速有效,可隨時取得的MP3取代店售CD成為主流音樂消費方式;電影業遭遇盜版和下載衝擊,等等。時代造星方式和大眾娛樂方式的變化,都決定了在張國榮、梅豔芳之後的“後巨星時代”,香港娛樂業將難負當年的盛況。許多港人認為,香港20年內再也出不了張國榮、梅豔芳這樣的巨星。娛樂黃金時代已過,娛樂巨星時代也成為歷史。未來香港娛樂界,也許需要變換、重組、反思,也許面臨更新的機遇和更大的空間。


  香港好像慢慢像臺灣那樣沒有了電影,我們求生存的方法就是搞好合拍片。但拍合拍片後,內地在題材上有種種限制,不可以拍鬼、不可以講政治,不可以講很多其他的東西。當一套電影沒了這些元素之後,還叫什麼電影呢?——星皓公司唐文康

  或許某些導演能夠尋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某一些演員也能繼續生存下去。但是這並不能代表整個香港電影圈有希望。——黃秋生

香港不可能只剩下大投資的電影。——周星馳

香港電影已經‘搞爛市’,沒有特色,把東南亞和內地市場都搞砸了,最終損害的還是香港電影本身。我拍的就是港式的電影,有自己的特色,我相信內地觀眾更愛看這樣的片子。……難道以後我們每晚看的都是《夜宴》、《黃金甲》? ——吳鎮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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